据人大新闻网消息，10月30日下午至31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第一会议室，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分组会议第一组围绕“汉学与文化的对话”的主题进行了热烈探讨。会议分为六小节，每节均由中外两位汉学家主持。来自中国、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家的数十名学者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见解。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汉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热点。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索罗宁教授以《东亚语境中的西夏语言》为题发言,指出汉学不只是一种专门讨论中国本地的东西，也不是专门谈中国的一种学科，在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要的对象之外，汉学发展了不少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工具。印度维斯巴拉蒂大学那济世教授以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在描述万物基本元素的差异为切入点，比较了黄河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异同。吉林大学的张富贵教授提出，跨文化交流首先应建立共同性，消除淡化对立性。在对汉学和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呼吁加强人类文化对话。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黄保罗博士以《全球对话主义视野中的大国学》为题，分析了随时代发展的汉学变迁，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变化。并立足时代背景，提出了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中国应建立怎样的价值观和中国应向世界提供什么。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在第二节会议中以佛教和儒家的发展为例，阐述了双向诠释的意义，并指明:汉学研究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且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汉学研究成果将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题为《西学东建和东学西传》的发言内容贯穿古今，融汇东西，以大量史实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以《论不可言说》为题，通过分析熊伟的博士论文展开了自己的话题。

第三节会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杨富雷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分别作了发言。杨富雷教授认为，不同文明在文化交流中即便不能都理解，也可以试着理解和对话，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詹福瑞馆长指出，若是文化完全相同就无文化对话可言了，文化对话理应建立在对差异的了解和理解基础上。任大援研究员在题为《中西交通史到汉学对话》的发言中，指出了中西方文化史互涉互融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的论文摘选在会上宣读，其中通过对汉学家谢阁兰和历史学家、哲学家福柯的分析指出，历史先验性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存在所无法逃离的限度，对于汉学来说，可能也是如此。

31日上午，“汉学与文化对话”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会议顺利举行，来自新西兰、加拿大、德国、日本、以色列、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数位代表发表了见解。

台湾中原大学曾庆豹教授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神学。他说，在《景教碑》里透露出宗教跟政治之间的张力，景教碑里面已经显示出一种道与慎、法与谨之间的冲突。新西兰卡特波类大学伍晓明教授通过分析孟子的一段对话来探讨仁义、公正和人本身的关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李克德教授指出，自从中文圣经（汉化圣经）采纳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超验性词汇来翻译基督经典之后，至少20世纪，中国哲学的表述就开始具有了一种神学维度。德国全球理论基金会施连索格说，几千年以来，世界几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一直秉持着某些伦理标准，这些标准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生存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此时全球伦理的推广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高莘博士围绕文化对话和宗教传播、汉语交流等做了分析。

日本早稻田大学河野贵美子教授就“孝”的展开与古代日本作了论述。她回顾了孝的思想和有关孝的书籍在古代日本流传的情况，特别是8世纪、9世纪的接受情况。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夏维明教授以哪吒神为例，分析了哪吒神话意蕴对中国文化中的家庭关系和伦理意识的反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沃德教授就汉学的传播与文化对话的关系举例做了详细的阐述。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奥尔森教授就宗教背景与文化对话以及汉学的传播等做了论述。温伟耀教授探讨了跨文化心理的过程和心理问题，他认为，汉学家的亲身体验、文化倾向、性格特点都对文化交流和汉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他还探讨了汉学研究和跨文本对话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和障碍。

德国天主教学术交流中心汉克杰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见解。韩国高丽大学张东天教授回顾了1949年以前韩中电影交流的情况。他说，韩中两国电影交流经验，是一段值得重新思考的宝贵历史。当时韩中双方在思考两国在电影文化上交流什么，并且向世界展示什么对今天的文化交流颇有启发，别具深意。美国贝勒大学基卡索拉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文章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