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节的存亡

1998年和1999年，我连续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有关春节民俗的节目。第一次是作为大型文化史讲座"中华文明之光"之一，专门介绍春节民俗的内容与历史;而第二次则是探讨春节民俗所遭遇的现实问题。电视台编导强调：这一次不需要介绍春节，因为大家都会过春节，并不特别需要我来介绍;而是需要作为民俗学者的我来谈谈为什么要过春节。春节为什么存在?春节有必要吗?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大家何必为此忙忙碌碌呢?春节放鞭炮在大城市已经禁止，那么能不能彻底取消春节呢?这些当然都是大问题。可是这些大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编导的头脑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也都会遇到与此类似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化，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感觉到春节越来越没有意思。说起来，理由是多方面的。刚刚过完了一个新年(元旦)又来一个新年(春节)，让人多少有些糊涂;年前是一片忙碌，那是多么的劳累;到了除夕照例是"春节联欢晚会"，虽然那些演员极尽逗乐之能事，可是娱乐是春节的主要目的吗?正月初一，鞭炮不许放了，几乎是一片死寂;由于分家，儿孙给爷爷奶奶拜年还要长途跋涉，而交通又是那么差!那样辛苦值不值?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没意思"!

"没意思"，换句话来说就是"意义的缺乏"。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使用一系列的符号，传达一系列的意义。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一个具体的符号，都在传达着一定的意义。传达意义是文化符号的最具本质性的功能，它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被替代。当一种文化符号难以传达其所负担的意义时(或者符号形式存在问题，或者符号形式所负担的意义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么这种符号也就面临灭亡的命运了。当人们觉得春节"没意思"的时候，春节的命运也就危险了。

二、追寻民俗的意义是民俗学的终极关怀

面对这个现实问题，民俗学如何回答?民俗学应该如何回答?这是关系到民俗学的性质、或者说关系到民俗学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民俗学如果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成为现代学术世界的重要分子，就必须正确回答人们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可是，民俗学旧有的那些回答方式如今面临挑战。在这里，像民俗学家们过去常常做的那样追溯古代春节的起源，是无法解决人们"没意思"的困惑的，理由是：春节再古老，也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总不能因为古已有之就应该永远有之吧!"好古之心"并不是人们普遍的心态。那么换一种做法，罗列现在春节的种种习俗，尤其是农村地区热烈、喜庆的过年习俗(贴窗花、踩高跷)，或者祭神、祭祖等多少包含迷信色彩的习俗，同样无法解决"没意思"的困惑，;理由是那些都与现代生活距离太远，现代生活根本不缺乏热闹或奇异，甚至是过分的热闹和奇异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失败就在这里，它只提供了热闹和娱乐，却无法提供能够让人心安理得意义。那么怎么能依靠这些新奇去克服人们心中的"没意思"呢?上述两种做法都与意义无关。因此，必须超越单纯的田野作业和旧有的历史溯源，创造性地发现民俗的意义，创造性地阐释民俗的意义，从而使人们对意义的追求得到满足。民俗学只有在解答了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之后，才可能赢得自己应得的声誉。

探求民俗事项意义的必要性解决了。那么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探求民俗事项的意义是民俗学应有的职分吗?民俗学是研究本民族民间文化的一门人文学科，它既讲究科学态度，同时也应该体现价值判断。这是民俗学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民俗学者作为民族一分子，在发现民俗的意义，阐述民俗的意义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像我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而使双脚离开地面一样，民俗学研究不可能超越或摆脱价值判断。现在是西方势力和西方文化当道的时代，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即我们何以是中国人)都面临危机。危机不仅仅是军事上面临威胁、经济上面临剥削;更深层次的危机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被冲垮了，真正的礼崩乐坏!我们的文化符号所具有的意义正在丧失，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意思"，以至于作为一个讲究礼义廉耻的中国人似乎是一个耻辱。我用"耻辱"，丝毫也没有夸张。讲礼节被视为拘谨，守道义被视为死板，居清廉被视为迂腐，知羞耻被视为时髦的反面──过时、落伍，乃至落后。在这样的时刻，自居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作为专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民俗学家扪心自问，在学术活动中一味标举"绝对客观"的同时是否放弃了自己更加基本的道义责任?我绝对无意于死守传统价值，而是说一个人文学者应该守护自己所坚信的价值，不能以任何借口抛弃这一职守!民俗学家必须追问民俗的价值与意义，这不仅仅是研究所必须，而且是人生所必须!

日常生活的意义被忽略得太久了，民俗学家自己都忽略了它。这就难怪普通百姓会感到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没意思"，同时也就难怪民俗学会遭到人们的歧视。未来民俗学的发展，首先仰赖于彻底摆脱目前这种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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