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总是坚定地行走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总在无限地去接近自己的目标。这一切,源于他有乐观的预期,不是对他个人命运的乐观预期,而是源于他对文化的乐观预期。
孔子的遭遇:
周游列国十四年 屡被拒仍雄心不改
从长线而言,中华民族需要孔子;从短线而言,春秋时期似乎不需要孔子。孔子一直想参与到春秋时代的洪流当中去,然而,后者却拒绝他的参与。
公元前535年,17岁的孔子第一次尝到被拒绝的滋味。那一年,鲁国的管理层季氏宴请境内有身份的人,具体而言就是“士”,丧母不久的孔子也登门了,然而,世界对于这个还不到弱冠之年的孩子是无情的,季家的管家阳虎挡在门口,说:“请走,没你什么事。”
年少的孔子转身离开。不知当时的他,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从这次吃闭门羹开始,他会遭遇一次比一次更难堪的拒绝和驱赶。
公元前517年,35岁的孔子在齐国,因为一次会谈,齐景公很欣赏他的业务能力和愿景设计。正当人生将大有起色时,晏子出来了,他的一番话阻止了孔子进入齐高层。历史不可捉摸,孔子和晏子都是圣贤,然而,那个时代,需要的是晏子,暂时还不是孔子,因此,两贤不能共事。齐拒绝了孔子。
公元前497年,孔子55岁,这是他最接近理想的一次。他已掌握鲁公司管理大权,三个月的施政令鲁公司的管理和业绩大有起色。例如,卖牲口的不大肆提价了;外来客商不用去寻求帮助,鲁公司的商务管理机构能主动提供服务。
鲁公司好了,齐公司就紧张了,于是给鲁送来女乐,扰乱孔经理的管理,孔子只得走人。这一回,鲁拒绝了孔子,孔子也拒绝了鲁。
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在卫国,卫灵公一方面对他很客气,给他高薪,一方面却不信任他。孔子走后,卫灵公又想起孔子的好,再把他接回卫国。但这一次,卫灵公对孔子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了,两人开业务会时,董事会主席卫灵公仰天看飞雁,“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这种姿态很伤人,孔子只得再次走人。
除了吃闭门羹,还有嘲笑。公元前492年,孔子与学生们失散,独自一人在郑国国都东门外等学生。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旅途劳顿,神情疲惫地在城门外等人,当然光鲜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人对子贡说:“东门那边有个丑八怪,像丧家犬。”
更有甚者,孔子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公元前493年和公元前489年,前后在陈国和蔡国,曾经两度被围困,最危急的时候,断粮七天。好在,子贡是个外交牛人,搬来了楚国的野战军团,才将老师救出重围。这一回楚国要供养和重用孔子,然而,出于利益考量,最终还是拒绝了孔子。
孔子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去悲观生活,然而,他并不在意。例如,对于“丧家之狗”的描述,孔子居然认了:“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说我像丧家狗,确实如此。那天早上确实狼狈,别人能如实地描绘出来,干嘛不认呢?
孔子的坚强:
对自己有信心 对文化有乐观预期
一个人乐观与否,不能完全按照平时的表现来判断,而是要放在最危急的时刻来观察,指标越严格,环境越严酷,结果越靠谱。
孔子的脑袋上有个土丘状的玩意,偏偏阳虎和他长得不是一般的像。而阳虎和匡地的人结了梁子,孔子却不好彩地到了匡这地儿来,由此“享受”了与鲁国权贵阳虎同等的待遇—被当地人围得水泄不通,怎么解释都没用。
当时的情况危急到连师生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比如颜回就掉队了,好不容易才赶上,孔子说:“颜同学,我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答了句荡气回肠的话:“老师您健在,颜回我哪里敢去死。”
在这种随时会丢性命的情况下,孔子很淡定,没有忧惧。而这样生死关头的乐观才是真正的乐观。
其实,乐观来自于孔子对于文化的使命感,来自对文化的乐观预期。就在匡地被围困五天五夜的时候,孔子说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番话算是一个“剧透”吧,孔子的乐观,都来自于这句话所透露的使命感。
孔子的使命感来自于对文化的传承。他比较了夏、商、周三朝的文化,觉得周朝的文化十分完备和丰富,是最佳范本,于是决定继承周的文化,《论语·八佾》记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自觉地将自己当成周文王事业的继承人,说:周文王死了,文化不是掌握在孔丘手里吗?如果老天爷不想要周朝文化,那么就不会安排我继承它。既然老天让我学习继承了周朝文化,说明它不想让我灭亡,我是有文化使命的,匡地的这些人能大过天命吗?所以,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所说的天,可以理解为文化方面的使命,历史发展的趋势。
由此可见,真正乐观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他不只是看得开而已,而是看得准、看得远、看得透,孔子把自己和周朝文化捆绑在一起,天下需要这种文化,尤其后世子孙需要这种文化,那么,从文化延续的意义而言,他就不会遭遇意外。因为对文化自信,从而他对自己的安危也是自信的。孔子不是看好自己,而是看好中华文化。
果然,后来卫国听说孔子被困,马上派兵解围。之后的楚国也如此。这些诸侯国虽然没有真正重用孔子,但他们也知道,这位大师肩负着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承,真的要是出意外了,他们也不好向祖宗交代。他们不重用孔子,未必是他们的错,也不是孔子的错,只是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孔子有文化使命感,诸侯有文化责任感,这就是孔子乐观的根源所在。一个人真的要乐观,就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感。
儒家的乐观态度
但求人能弘道 不求道能弘人
孔子对于周朝文化的继承,《史记·孔子世家》有记载,公元前518年,34岁的孔子出了趟差,地点就是周王朝的中心,在这里见到了史上最牛的图书管理员—老子。他特意向老子学习礼,课程结束后,李耳老师将孔子送到门外,送了几句心诀,其中一句译成现代文就是:人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毋以有己”。
这话说到要点了,孔子并不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功名看得太重,他在乎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人所承担的文化传承。
儒家的一句名言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出自《论语·卫灵公》。啥意思?就是说人能够弘扬光大“道”,但是别指望着“道”来让人获得好处,诸如荣华富贵之类的,传道的人与所传的道,未必是互惠的。在道面前,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在这上面,道家和儒家达到高度的统一。
正因为孔子心中只有文化使命感,时刻以文化,以道为核心,因此他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如果反过来,他想拿着文化来博取个人的出路,当成一门换取生存和富贵的专业,那么,他的气度和勇气一下就没了,周游列国14年没找到如意的工作,就够他崩溃十几回了。
受儒家这种以人弘道思想的影响,中华历史上的圣贤都不计较个人待遇和前程,为文化,为苍生,为大众,舍生取义,舍小我而成大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本国的优秀文化有信心,这才是真正的乐观,真正的豁达,真正的看得开,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
感谢孔子,在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地平线上,他给我们留下一个乐观坚定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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