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 （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一、严复的生平大略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自幼聪颖，又受家学熏陶，有较好的古文功底。长大后师事黄宗彝，对儒家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败落，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转而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现代造船技术。他对几何、代数、水重学、光学、电磁学、地质学、军事学、伦理学、音乐等学科知识都有涉猎。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其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转移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制和哲学。在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非常广泛。他不仅对西欧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等有所研究；而且对古代欧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璧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也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思想内容对严复影响最巨者，则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观点，在英国广泛传播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些见闻与学习经历，使得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比之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仅靠间接得来的认识大不相同，以致郭嵩焘、吴汝纶、梁启超等都交口称自英国归来的严复“中西兼通”。这一学术造诣上的特点，为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国一年后，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但从政治上来说，由于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方面妥协的本质，李鸿章对严复并不真正予以重用；而与此同时，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所谓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因为对洋务派失去信心，严复企图通过“仕宦”之途，依靠封建旧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尽管他深为“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牢骚满腹，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一个泱泱大国不仅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而且还被迫签订空前的屈辱条约，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新的一轮瓜分殖民地的竞赛在列强之间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在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严复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新的斗争手段。

　　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第一，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民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四篇重要论文，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其中《原强》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辟韩》则对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锐、最严厉的抨击。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第三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自严复之手，文风尖锐泼辣。《国闻报》与当时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南北响应，风行全国，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阵地。

　　然而，从本质上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制约，严复并没有对封建势力彻底绝望，他依然希冀得到朝廷的重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戊戌政变前后，他写了长篇政论《拟上皇帝书》，希望光绪帝效法西方，变革政制。但无情的历史再次将他的希望打得粉碎。在北京，严复亲眼目睹了戊戌政变的过程。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先后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信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等职。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于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他主要翻译了如下几部资产阶级著作：亚当·斯密：《原富》（1902）、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约翰·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同时，他虽然在所著文章及致亲友的书札中还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甚至对戊戌变法，也以“轻易猖狂”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喜读老庄，反对五四运动，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1921年，严复病死于故里。

　　综上，严复的一生，从思想发展脉络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是其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以前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维新理论家。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以前，他通过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伦理学等方面著作，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继续作出贡献。但同时受现实政治的影响，思想逐渐趋于保守；辛亥革命后到他去世之前，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政治思想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了。严复思想上的曲折变化，既体现出严复本人在社会动荡中思想发展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

　　二、严复黜伪崇真的学术思想

　　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这是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共同信念。由此出发，严复高举“西学”旗帜，从学术角度对“旧学”进行了理论批判。他的这一批判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在对中学和西学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经验归纳的方法，对“旧学”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旧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等加以全面的否定，同时将西方经济、学术等思想理论大致系统地介绍进来。

　　严复以他在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广泛著述，有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及洋务派的新政，同时开启了介绍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新阶段。他的思想成分包含着“黜伪崇真”、“更革心思”的宝贵精神，亦有着提倡民主自由以反对君主专制的改革因素。除此而外，严复在法律、教育、史学诸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认识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营养，又体现着严复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今天看来，这些看法仍有其学术价值。比如他强调法治以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控制人口增长，注重人口素质，彻底解放妇女，维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是巨大的。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仅仅为此搭起了一座便桥，然而这座便桥却开辟了一条通向西方又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崭新道路，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不愧为一个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然而，他从思想上一开始就以改良主义为宗旨，以“物竞天择，储能择实”为渐变的张本，所以不但不赞成革命派的行动，而且不赞成变法派的政变。他虽然批判洋务派“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但只以天演为“时进之义”，强调“愈愚”为救国之根本。由此可知，严复的变法论实在是很温和的改良主义，而他的君主立宪的主张，甚至比之康梁更缺乏实践的能力与勇气。王蘧常所说“先生之为人，但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严几道年谱》42页），深刻地说明了严复在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中的特点。

　　三、严复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一，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严复以其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著述与译著，一方面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提醒人们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告诉人们只要奋发图强，变法维新，就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在近代思想界振聋发聩的认识，大大激发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政治以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开启了一代人的思维，从世界观上重新武装了人们的思维，使他们从此具有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从而起到了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作用。从当时来看，这些思想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而从历史的整体观念来看，它们对于其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不乏积极的影响。

　　第二，与政治变革相适应，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晚清时期“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情况下，严复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满足了渴望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丰富和扩大了中国的文化知识领域。他所介绍的西方逻辑学开我国此类学科研究之先河，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运用科学方法对陆王心学、佛教禅宗所作的批判，鞭辟入里，从思想上终结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他将中西方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融合的方法与观点，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从理论基础到思维模式的全新框架，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对封建旧学的批判，有着摧陷廓清的作用，对西学的引进与倡导，则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这些给人耳目一新又充满着科学精神的思想，无疑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资产阶级维新派深受其惠，从中找到了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也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救国的道理，学习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因此，应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作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与思想，也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所介绍的科学知识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想，固然还不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求和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但终究也不能忽视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迪及历史影响。

　　然而，严复丝毫也不能逾越历史所许可的范围，来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环境，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这一点限制着严复在近代思想史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已经过去，严酷的现实把严复早年所幻想的资本主义的设想打得粉碎。与维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从前以《天演论》为最高原理，可以得出中国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到了这时，也认为“因天演之利用，则所存在皆劣，顾劣者终亦不存，而亡国灭种之终效至矣”（《学衡》六期）；他把自己早年所讴歌的资本主义文明，总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转而回过头去研究传统哲学，认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改良主义的立场还使他对十月革命持批评的态度，甚至对封建帝制的复辟也持明显的同情立场。这一思想倾向与他早年的战斗性格截然不同，却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必然性。这一点无论从他早年对封建帝制的情感上的留恋中，还是从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直至去世前夕，他还留下遗言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由此可见，严复在运用西方思想武器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无法实现，又发现资本主义也不能解救中国的情况下，必然地选择了向传统文化寻求济世良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