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所钦佩的大师

　　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1927年，王国维先后在日本、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7年，这是他生活最静谧、学术成就最高、情感经历最复杂，也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美丽时光。他先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又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英国人哈同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1922年，王国维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聘担任校外通信导师。1925年，王国维被清华大学国学院聘为导师。这一年全国的职业教育如火如荼，平民教育运动风起云涌，当全国人聚焦于乡村田野之时，这位脑后带着辫子的国学大师和他的教育显得冷冷清清。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平民教育运动的热闹而将这位国学大师的教育情怀遗忘，王国维也没有因为外界如何嘈杂就改变毕生的学术追求和教育主张。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代为设计国学院课程，并且想聘其担任国学院导师，胡适婉言谢绝，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于是，清华大学聘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和赵元任担任国学院导师，但是章太炎一直不肯接受。最后经过梁启超推荐，聘请了陈寅恪为导师。这四位就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与其他几位国学导师相比，王国维“性复忧郁”，做事沉稳不喜张扬，才华横溢却从不恃才傲物。这和同时代的诸多放荡不羁的才子截然不同。而如此的教育大师风范更是赢得了学界普遍的赞誉，其中就包括“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

　　王国维虽然生平沉静淡泊，与人交往不多，但是，他与梁启超先生一见如故，常常说人生能够有梁启超先生这样的朋友足矣。而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问极为钦佩。每当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说:“可问王先生。”据说，就在王国维自沉的前一天，梁启超辞职去天津，学生为梁饯行，王国维应邀前往。就在送走梁启超之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自沉于颐和园。因此，学界对于王国维自沉之谜的推测，还有与时局和梁启超辞职离京有关一说。

　　王国维追求学术自由、真理至上的教育理念，可以通过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评价看出来，顾颉刚先生曾经这样说:“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已经是国内学界巨擘，顾颉刚也是学界名流，他们能够如此钦佩王国维，与其说是对王国维学识的赞赏，不如说是对王国维身上沉静优雅的知识分子风范的强烈认同。

　　王国维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话题。直至今天，似乎永远不能从表象上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被普遍认可的，那就是在平民教育喧嚣尘上之时，教育家们忙着奔向乡村田野之际，王国维仍然心如止水地整理国故、探究学问。社会固然需要平民教育家们去开挖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职业技能训练，也需要国学大师以独立姿态攀登社会金字塔最顶端的国学研究。王国维在风起云涌20年代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浪潮中如此从容平静地研究学术，足以成为当今教育家们学习的楷模，这份功绩，不应该被平民教育的洪流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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