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许多偶然事件，中国汉代发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被认为是一次纯粹的偶然事件。但马克思说过：“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一．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传承出新的时代先进文化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空前活跃的时代，各派人物纷纷登上舞台，“百家争鸣”，各种思想互相碰撞，老子、孔子、墨子等大思想家针对社会现实和变化，展开激烈争论。同时他们创立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使社会达到空前的文化繁荣。孔子儒家思想是百家中的主要学术派别。但是，儒家思想是流而不是源，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礼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结果。

　“礼”是中国社会走向文明的文化标志，是人类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形态体系

　　华夏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夏王朝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作为调节阶级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需要，“礼”随之创立和诞生。正如钱穆所说：中国文明自上古神农、黄帝、尧、舜、下及夏商周三代，禹、汤、文武、周公，当已有二千年以上时间，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已经成熟。什么是“礼”？《说文》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社会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也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的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礼”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体现，表明人类第一次真正有了高于动物界的形而上的东西。“礼”的形成创立和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礼”是夏商周三代创造的文化积成，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开端的文化标志。“礼”亦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比较成熟比较系统的文化形态，从此人类第一次真正有了高于动物界的形而上的东西。

　　孔子是“礼”文化大美的发现者和礼文化濒亡的救失者。 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儒家思想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仍存在巨大生命力。孔子何以创立儒家思想的？源于他对时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和感受，以及他对古文化的存亡焦虑和特殊情感。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一学不得了，他发现了夏商周“礼”文化之大美。他啧啧称赞说：“殷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然而孔子又发现这个“礼”文化有濒临灭绝之危。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对此痛心疾首，寝食难安，激起他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决心挽危救失，传续绝学。于是他搜寻于败垣，拜访于乡野，或谒隐贤，或得遗篇。辑片简以成册，拾残缺而补章。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孔子终于搜集并整理出《书》《诗》《礼》《乐》《易》五部古籍典章，使中国上古三千年文化瑰宝遗存得以见之于后世，传之于后人。中国上古文化成果得以流传，孔子居功至伟。

　　中国夏商周上古文化的核心是“礼”，它是华夏民族先人数千年社会生活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之树结出的第一颗文化硕果，在原始社会特别是奴隶社会实际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什么是“礼”？《左传》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礼”文化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呢？孔子曾自谓：“述而不作”。我们以为，其实他是“述而有作”。孔子“述”什么？一言以蔽之，述夏商周之“礼”。所谓“述”者，抢救也，收集也，整理也，修改也，取舍也，编纂也。孔子“作”什么？一言以蔽之，创春秋之“仁”文化。所谓“作”者，评论也，生发也，抽象也，制造也，创新也。前者为礼文化，是传承；后者为儒文化，是创造。对此，钱穆先生曾评价曰：“孔子为中国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传统。”诚哉斯言！但孔子传承古代礼文化不是照搬，而是有所损益和前进，是见变知变且主张变化的（《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落脚点不是照搬古人而是出新。所以，孔子是相当注重有所“损益”，即既克服又保留的。譬如，夏商周三代极其崇奉鬼神，孔子却“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在对周文化作漫长而深入地思考之后，酝酿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终于完成了巨大的历史担当。他传承了“礼”，创新了“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提出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敬，和、宽、道、立、敏等一套道德范畴。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在华夏诞生了。

　　东周以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礼”；而西汉以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是“仁”。礼是帝王之仪的社会延展，而仁是草根观念向主流擢升。礼是贵族血统，而仁是卑贱出身。礼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仁”一降生即表明新生士人阶层获得精神成长并拥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礼主要用于统治阶级内部，“礼不下庶人”。而“仁”是新兴阶级争取阶级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政治宣言。马克思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是故，我们以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从“礼”到“仁”，是文化的拓展，是思想的跨步，是道德的升华，是权力的移迁，是平等意识的呐喊，是走向人的解放和价值发现。

　　孔子儒家思想的创立是时代的一件大事，是一种新文化。它源于“礼”文化又高于礼文化，是新兴士人阶层的思想意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形态，是孔子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从“坑儒”到“尊儒”：历史文化的双重否定和应时顺势的战略决策

      1.“焚书坑儒”是对儒家思想和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否定

　　汉武帝为何要发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场变革？这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儒学的文化特性分不开的，可以说，“独尊儒术”这场改革具有时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新生事物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儒家思想出现后曾遭遇灭顶之灾。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儒家典籍被焚毁，460多个儒生被坑杀。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浩劫发生了。秦始皇实际上是要斩断夏商周文化传统改弦易辙。然而讽刺的是，秦政权只维持短短15年时间二世而亡。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是其速亡的文化根源。我们以为，暴秦“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却是一件幸事，否则，中国文化必然走上刑治之歧途，导致恐怖、役民、落后、国家分裂和文化传承中断。若果，则中华文明必然走向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同样的悲剧道路。

      2.“独尊儒术”是对“焚书坑儒”的再否定，使中华文明重拾和延续上古道德文化传统

　　“焚书坑儒”之后不到百年，历史来了一次否定之否定。汉武帝反秦道而行之，废强秦刑法之学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重归夏商周之道统。这是一次重大政治决策，是一次历史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孔子为之奋斗数十年没有实现的目的达到了，一个民间思想家的理论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这次变故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具有偶然性还是必然性？是中国之福还是中华之祸？只有通过逻辑推论和以历史事实来回答。若无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可结果？

      3.“独尊儒术”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选择，是生产力发展的选择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是心血来潮？是个人爱好？还是权力意志？

　　我们认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

     根据恩格斯这一论断，我们认为“独尊儒术”这一偶然事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是一次理性选择：

      首先，“独尊儒术”是一次“人性的选择”。秦王朝统一后继续推行暴政，与夏商周“礼”文化传统的道德性和儒家“仁学”的执政理念相悖。孔子是鲜明地反对暴政的。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孔子是提倡德政的。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以“独尊儒术”是得人心、顺民意、从民欲的人性之举。正如马克思所说：我是一个人，凡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我都觉得亲切。

      其次，“独尊儒术”是国家统一的选择。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国家统一的文化。夏商周是大一统的王道社会，王道荡荡，光被四野。孔子继承了尧、舜、周公的一统思想，反分裂，“堕三都”，一生不遗余力求统一， 游说七十余国，干八十余君，宣传“一匡天下”，安民安百姓的政治主张。孔子儒家思想代表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大势。事实上秦法治以二世而亡，仅存十五年；而两汉王朝合计尊儒治国存在400余年，是秦政权寿命的20倍，汉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生存时间最长久的朝代之一。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五千年基本保持统一的伟大国家，儒家思想发挥的凝聚、统领和教化作用，无可置疑。

　　再次，“独尊儒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选择。秦统一六国前，各诸侯国意识形态不尽相同，生产力水平高低不均，如何保护国土的完整和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秦始皇建国后的第一要务。秦王朝才推崇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以法治国，施行暴政，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繁重劳役制约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是修筑长城。秦灭六国始筑长城，年征民夫四十余万。在当时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条件下， 劳作无以果腹，纺织无法蔽体，而如此之多的民力从事非生产性劳动，造成的结果是死亡不计其数，千里之边荒之地尸首遍野。百姓十有五户想造反已不足为奇。第二是修建阿房宫。秦统一后每年动用民工七十万修建阿房宫，时年秦王朝总人口不过2000万，青壮劳力抽丁比例惊人。第三是开建骊山墓。骊山墓自秦王登基之始动工，年征用民工七十余万，耗时30余年，最后全部工匠活埋。这三项工程极大的削弱和破坏了国内正常的生产。

　　二是秦王朝严刑峻法，刑法多而残暴，有8大类30余种，仅死刑就有绞刑、枭首、腰斩、磔（分尸）等9种。此外只要对秦统治与法律稍有微词，即有削鼻，割耳，挖膝盖、斩脚趾等使人致残的肉刑。当此之时，国中缺鼻、失耳、断臂、少足者十之二三。让本来就非常紧张的劳动力更加稀缺。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故，秦王朝的统治严重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相反，儒家思想是尊重人、爱护人的学说。子曰：“仁者爱人”“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因此，汉武帝“独尊儒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次重大改革和正确选择。

　  4、.其他学术能担当大任吗？有人曰：“独尊儒术”是对其他学术的压制，假使独尊其它学术或许会更好。果真如此吗？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我们不妨做一次分析推理：

　　若“独尊道术”，能保证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吗？老子是道家创始人。“道”是老子的基本概念，意即世界万事万物产生的规律和法则。“道”也是深邃幽远不可捉摸的世界本原，是万物之源，万术之术。 “道可道，非常道”。老庄之道主张“无为”，幻想回复到古朴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原始，“使民复结绳记事而用之”。此虽然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官场黑暗和社会不公的愤懑，但这种消极思想只会把中国引向分裂和倒退。道家缺乏国家社会使命感，道教是中国文化的变节者，难当历史大任。

　　若“独尊墨术”，能保证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吗？墨家是墨翟创立的学派，其主张与儒家相近，提倡“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虽儒墨同为显学，但墨家影响小得多。到战国时它已自式微。显然，西汉王朝不可能把一个奄奄一息的学派拿了来做新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

　　若“独尊佛术”，能保证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吗？佛教在西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佛是觉悟之意，佛教就是教人如何脱离痛苦进而抵达“极乐世界”之说。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佛教大约在西元前二年即汉哀帝元寿三年，由商贾之人借丝茶之路进入中国。开始人们并不崇奉佛教，汉代没有一个男子愿剃发当和尚。后来封建帝王有心向佛，它才香火缭绕，兴盛起来。佛教之所以在中国盛大发展，我们以为原因有二：一是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广胸怀和包容态度，未曾有像基督教那样对异教徒的火刑与剿杀；二是中国本土神文化发育不充分所致。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因科技不发达未能认识诸多自然现象的本质，以及因生产力低下致人们生活穷困无望而产生盲目臆想等原因，人们无法理解和屈服自然力导致各种神仙从想象中生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氏族普遍的精神生活，信神是各民族文明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文化心理阶段。人类崇神的一般路径是从多神开始而逐渐走向一神或独神信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皆如此。中国夏代就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火神、日神、龙神、祖宗神等多神崇拜。夏代商代到周代，敬神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至春秋时期，文化巨人孔子对神“敬而远之”，影响和改变了社会对神的态度，中国文化走上了非神的路径。神文化在中国未能发展到一神或独神信仰而始终停留在多神阶段。因而华夏部分人们崇神心理未得到充分释放和寄托。这就为佛教在中国传入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和基础条件。然而，佛教是追求来世的宗教，而且曾在其本土已死亡，怎么可能拯救和发展现实的中国呢？

　　由此看来，我们以为，儒学以外的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等，都不可能上承三代文化下开后世文化，不可能承担起引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向前的重任，不可能维护和保持华夏国家统一。秦王朝以后的新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非儒家思想莫属。秦始皇创立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并完成了国土统一和文字等统一，西汉汉武帝“独尊儒术”完成了国家政治思想统一。所以，我们以为，中国统一是历经秦汉两个朝代、历时100余年，由秦始皇、汉武帝两位帝王共同完成的。至此，中国统一的根基方才奠就并得以巩固。从此以后的二千年间，历代封建王朝虽有兴起灭亡、更替和分裂，大多表现为国土、权力之分，但是文字未易，思想未变，故统一根基仍存而可再生。

　　其实，“独尊儒术”并未打压其他学派，而是使儒、释、道融合发展前行。因此，“独尊儒术”是一次顺势应时的正确的政治抉择和理性的文化转型，舍此没有中国此后二千年的基本统一；舍此没有中国此后二千年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舍此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舍此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舍此也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文化传承不绝。其意义巨大，其影响深远。这是占主导的方面。那些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非议可以休矣！

　　5.汉唐盛世是对“独尊儒术”的黄金馈赠。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与否的标准。汉武帝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其做出的一次伟大的政治变革、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正确的文化选择。汉武帝使孔子儒家思想从民间草根文化蓦然上升到大汉国国家正统意识地位后，儒学这个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文化蕴藏的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巨大威力一下子显示出来。西汉帝国空前强大起来，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中国成为世界的版图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科技大国。中国统治者视野大为扩展，眼睛向外环视世界，实行开放国策，派使臣出使西域，主动接触和了解世界。到盛唐时，中国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政治中心、外交中心和文化之都。各国使者学人前来朝拜、取经、留学之者，摩肩擦踵，络绎于途。汉唐盛世是对儒家思想和“独尊儒术”的黄金回馈。历史事实雄辩证明，若无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可结果？必然是如同欧罗巴洲或阿非利加州洲那样，邦国林立，四分五裂，成为战争发源地和战场。

　　“独尊儒术”是一个正确决策和选择。孔子儒家思想是那个时代世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明思想，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高峰。《礼记》曾对比了殷商之礼与春秋之礼的根本区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而春秋却是“仁者爱人”“子不语怪力乱神”。从“尊神”到“重人”，价值中心大异。这是时代的文化前进，是孔子的思想创新，是社会的人文迈步。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孔子是引导人类文明前进的精神导师，孔子儒家思想是指引人类社会前行的灯塔。“独尊儒术”的变革其实就是尊重时代先进文化，就是选择先进思想，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6.清末落后挨打不是儒家思想导致的。我们认为，以为孔子致中国落后挨打这种观点是浅表而片面的。必须指出的是，孔子逝后儒分八派，汉代董仲舒将“天人感应”说加入儒学。到宋明时期，儒学又被异化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终于彻底唯心主义化和形而上学化。生气勃勃的孔子原初儒学，成为虚幻僵死的玄学，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这是佛教和理学对中国春秋儒家文化的一次大伤害大倒退，终于导致社会发展封闭凝滞，导致鸦片战争落后挨打。是故，清末落后挨打与孔子儒家思想完全没有直接必然联系。

　　7. 对毛泽东“百代皆行秦政法”观点的一点补正。1973年，毛泽东在他新作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中说：“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对郭沫若进行了批评，对秦始皇加以肯定。“百代皆行秦政法”了吗？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准确、全面理解毛泽东这一观点？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历史事实是，汉唐宋元明清历代所行者，的确皆是实行秦代创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但并未实行秦代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秦国政治思想和主流意识，一直为以商鞅、李斯、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的法家思想，秦统一六国后更是将法家思想推举到极端。秦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者政治思想的时期，短暂两代不足百年。秦亡后历代并未继承和实行，恰恰相反，自西汉王朝起，汉武帝就对秦始皇“焚书坑儒”进行了彻底清算和坚决否定，而将被秦朝打翻在地的儒家思想擢升为政治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法家思想则由主入偏，从而保证了相对于秦速亡的长治久安和迎来了汉唐盛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统一是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人完成的：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国土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等，汉武帝统一了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秦汉以后二千年基本延续和实行着秦王朝创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西汉王朝尊崇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百代皆行秦政法”，乃指实行秦王朝之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而非实行秦王朝之法家政治思想。政治与政法虽密切关联，但应是两个不同范畴，这一点必须厘清明晰。

      三、 当今我们应持何种民族文化立场

　　有人以为，与世界接轨就要摒弃老祖宗老古董拿来西方先现代进文化。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先进性，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必须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丰富的灿烂文化”。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业已承担起了历史责任，它率领亿万人民正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在发展和创新着的时代新文化。

　　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在哪里？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我们认为：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在中华，中国正在建设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西文化是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和追赶向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儒家思想的创立成为当时人类文明的领跑者，代表着中华文化领先于西方；但欧洲自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加快了前进和创新步伐，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诞生，也标志着在人类文化长征中，西方文化在理论深度和科学广度上第一次大大超越东方。19世纪的中国真正十分落后了，被列强瓜分宰割侵略蹂躏，势所必然。然而，可喜的是，儒学这个承上古三千年精华、开后世二千年格局的具有极大生命力的曾经的先进文化，以其一贯朴实开放的胸襟，欢迎、接纳、吸收、拿来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亿万中华儿女的生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业已以雄辩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中共是与时俱进的领导者，中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当前，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辛勤创造物质财富，一面意气风发地创造着当代世界先进文化。这包括先进政治文化、理论文化、道德文化、教育文化、军事文化、艺术文化、网络文化、休闲文化，等等。看看以春节晚会为中心的节日文化，看看中国万千城市乡村，田间地头，公园广场，处处有民众自娱自乐放歌劲舞，练身健体，形式多样，姹紫嫣红。虽然中国科技文化暂时逊色他人，但是请问：纵观历朝历代，放眼美欧日澳，可有这样亿万民众意气昂扬的生产实践活动和自发的文化娱乐活动？可曾看到如此普遍的广场文化？世界有目共睹，中国亿万庶民正走在了创造当代先进文化之行列，正在为世界文明发展而躬身实践。中国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先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一定会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第一文明强国，中国人民将再次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这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固有之生命力、发展力之所在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