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释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释义争议
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学界对“国学”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
( 2)“国学”即“国粹”。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
(3)“国学”即“国故”
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
(4)“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学者释义
就国内而言,鉴于上述缺陷,有的学者尝试从内涵上重新释义《国学》。如宋定国教授在其《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这样的阐释:“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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