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他灵魂心理的一部分。有了名字，我们才真正地存在。有了名字才有真正地生活。

有人改名，不一定是因为原名封建、鄙俗，而想根据工作社交的需要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好名字。比如有的女孩子觉得萍、花、芳等不够高雅，而且叫者又多，便决定换个新名字，或者把名字中的这类字眼去掉，留下另一个意蕴丰富的年，孙中山殷切希望国泰安民，天下太平，就为其改名孙治平，“治国平天下”之意。次孙生于1915年，孙中山有感于治国须先求平安，再求强盛，强国方能站脚，天下无敌，故为其改孙治强。

70年代末，因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而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原名彭家睦，兄弟五人，其父给他改名“家睦”，希望一家团结和睦。1956年，他自幼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并要求从上海调到新疆工作，他下决心正式改名为“加木”。他说“加木合起来就是‘架’字，我要在上海和新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跳出小家庭到新疆去，为新疆建设添材加木。”名字的改动虽微，但充分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献身祖国建设的情怀。

因为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名字多由父母、亲朋所取，不足以反映本人的意趣与追求，因此，本人为了更直接袒露自己追求理想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决心，或者表露自己性情爱好的雅趣，常自己为自己取个新名。延安时期的“五老”之一，教育家徐特立，原名徐懋恂，又名徐立华，青年时期乘船去衡山，见十余名同舟之人一路对船工态度蛮横，他对此极感不平，乃自诫自己若能中举及第，只当教员，不当欺压百姓之官，并取“特立独行，高洁白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之意，改名为徐特立。又如解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莫伸，原名孙树淦， “文化大革命”中到陕西插队，业余学习写作，当发表处女作《窗口》时署名“莫伸”，取自陈毅元帅的诗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既表示对陈毅同志的敬重与钦佩，又是对自己的警戒与激励。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生意场上和情场上的斗争越来越复杂，关于名字的故事也越来越多，金狮改名金利来是最庸俗的例证，这样的例证却恰恰是改名的主流。风水先生赵丹青说，来他这里寻求改名字的，90%的是生意上的失意者和情场上的失败者。

“我就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信，其实我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告诉他们原来名字的不合理之处，说出道理来，再告诉他们一个新名字的道道，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心理重构的过程，帮助他们从本我出发，寻找超我。”

说到底，起名无外乎一个有理有据的规则，我们本来无一物而来，却带着这个东西离开，世界的繁华或衰败哪怕再和这具肉身无关，某个家族，某个延续数千年的家族却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暗暗加上一点。
　　
改名最大的意义是一种“能量的重新积蓄”和“心理暗示”以及“潜意识”的激发，是自信心的重新建立，是重新点燃的希望之明灯。也让你有一个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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