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追求新的时尚时风。

时代风潮也是改名的原因之一。思想文化之风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到一些人，如清末的革命党人，投入革命队伍后改名，章太炎、蔡孓民等名字的出现都是这种新思想的产物。蔡元培本来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字鹤卿，思想转变后，改字孓民，表示为炎黄的孓遗之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渡留学之风渐盛，受之影响也有人改名。比如：著名作家巴金，原名李芾甘，在巴黎留学时，一度崇尚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因此从二人的名字中的首尾各取一字，成现名。又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少年时，因为崇拜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故名“知行”；留美后又受实验主义的影响，认为凡事并非“知而后行”，而是“行而后知”，于是又改名“行知”。

在当代，因时代的影响而改名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恐怕属“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之风盛行之时，许多人纷纷取名“卫红、学青、学彪、爱越、爱兵、永革、继革、卫东”等等。随着林彪、江青等人政治生命的终结，那个时代结束后，这些名字便显得可笑滑稽了，再一次改名、亦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2、不喜欢原名的粗俗、难听。

孩子初生之时，取名只能由父母长辈去完成，所取的名字也都是根据他们的性情爱好取得，孩子长大后可能不一定喜欢，也不一定能体现孩子的性情、志趣，因而可能会改名，在前些年的农村，人们有给孩子取丑名的风气，以为丑名能够消灾避邪，等孩子长大读书后，觉得名字难听、粗俗，因而重新取名，有时候是自己改名，有时是父母主动请人帮助改名。本来有的孩子叫“狗剩、铁蛋、黑妞”等，上学后自己又改名为“志坚、江波、思媛”等。比如：鲁迅先生的伯父本来叫“仲升”，北京话发音为“仲生”，与“众生”相同，众生又有牲畜(众牲)的味道，含有骂人意味，所以不愿意再使用了，遂改名“伯升”这个名字。　　

3、因人而异的改名原因。

一般情况下，改名是出于自愿，出于自己对新事物的追求和热爱，但偶尔也有人被动地改名。汉语同音字较多，偶然写了别字，又不便于纠正，就只好将错就错地用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改名就是如此。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4岁时赴日本留学，不小心在护照姓名栏里填上年龄“十四”。

护照不能涂改，于是他就将“十”字添笔改为“李”，“四”字无法改。但“李四”这名太不雅观了，他无意间抬头看到“光被四表”的横匾，就在“四”后边加了一个“光”字，“四光”有“四方皆光明”的意思，也算一个不错的名字组合。还有就是在颁证、户口迁移等等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把原名给搞错了而将错就错的情况。不过，这种被动改名，纯属意外之误。另外的情形，那就是非改不可了。

在封建时代，皇帝、上司的好恶关系到一个人的身家性命，皇帝不喜欢，名字就得改。有个叫杨村的人参加科举考试，有人说他的名字与反叛首领的名字相同，应当改名，否则怕难考中，于是此人改名为杨非林。清代康熙年间，有位满族人叫揆叔，虽然已经死了，但雍正还是讨厌他。于是有一位叫张冰瑾的学名也叫揆叔的人怕忌讳，去掉揆字，改名为叔。孙中山原名孙文，字载之，因追求革命，流亡日本后，为继续从事革命，遂改名“中山樵”。

此外，封建时代的避讳制度也迫使许多人改名、换姓，这些更为常见。如汉代蒯彻因避武帝刘彻改名“蒯通”；东晋王衍因避成帝讳而改名“夷甫”；南齐萧道先避讳高帝萧道成而改名“景先”；五代后唐的杨檀，因名字的后半部犯明宗李存檀(此字去掉木字旁)讳而改名“光远”……

4、不要轻易改名。

很多书摊上出现了一些描写姓名和命运关系的书，这些书的内容都是讲姓名如何能决定人的命运的。取什么样的名字能当官、能发财；取什么样的名字会倒霉；取什么样的名字会克夫，等等。这些书还介绍如何用名字来预测人的一生，如何给孩子取名，等等。然而，基本上都是《姓名与人生》之类的内容，并未涉及到真正的易学知识；如果读者不懂易经，不具备辩证思维能力的话，看了这些书籍，自己却一知半解、盲目改名，有可能把本来可以使用的名字给改的更差了。

如果读者不具备判断名字好坏的的能力，最好是咨询专业的易学命名专家。亦或是您能够确认自己的“运气确实很差”的情况下，才能对“是否改名”作出正确的决定。取名改名不像“购买饰品”那样，今天买了明天又可以换，因此，改名字宜慎重。最好是委托资深的周易姓名学专家，方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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